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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数学家不断前进，1924年，德国的数学家证明了“7 + 7”；
1956年我国的王元证明了“3 + 4”；稍后证明了“3 + 3”和“2 + 3”。
在这条路上最成功的肯定就是陈景润的“1+2”。
据说这已是筛法的极限，想完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必须找新的数学方法，不知要何年何月。
李谕早就跟不上布朗的演讲内容，等他讲完后，所有人激动鼓掌时，李谕才跟上了节奏。
希尔伯特上台，激动地说：“在国家生活中，每一个国家，只有当它同邻国协调一致、和睦相处，才能繁荣昌盛；国家的利益，不仅要求在每个国家内部，而且要求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建立普遍的秩序———在科学生活中亦是如此。”
“布朗先生的成果非常重要。时隔多年，我又看到了美妙的公理方法，而非弹道的计算图。我相信，凡服从于科学思维的一切知识，只要准备发展成一门理论，就必然要受公理方法的支配，受数学的支配。”
希尔伯特仍然沉醉于他的数学公理化事业之中。
不过就像晚年的爱因斯坦研究大一统理论，希尔伯特的公理化有那么一丝缥缈。
希尔伯特运气好一些，生前就看到有人打破了他的幻想，好歹有了交代。
——那位叫做哥德尔的数学天才此时还在读中学。
数学会议结束后，希尔伯特邀请李谕吃饭，他们的物资非常短缺，桌子上只有面包和香肠，以及少量蘸酱。
希尔伯特苦涩说：“要是马克继续贬值下去，我们连香肠都吃不上了。”
李谕说：“教授的预言说不定会成真。”
希尔伯特愣一愣，“我可不想做这样的预言。”
——
李谕没有在哥廷根停留过久，两天后继续前往了柏林。
爱因斯坦早就收到李谕的电报，骑着一辆自行车来火车站迎接他。
“你好，东方的李谕先生！”爱因斯坦扶着自行车说，“欢迎你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