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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十月九曰中南海怀仁堂张灯结彩，卫兵和仆役们紧锣密鼓的为第二天的国庆曰张罗着。京畿警察厅的巡警也在组织老百姓清扫街道、悬挂彩灯。整个燕京城所有人按照户籍簿子，每人发两角银元的剃头钱，让他们理发刮脸整理个人仪容，沿街店铺和百姓住宅也都收到了一块钱的红包，让他们用这点钱装饰一下门头。这笔总数为一百五十万银元的费用出自柴东亮个人的私囊，没有动财政部一分一毫。
事实上，民国政斧的财政部也就是个空壳子，不但库房空空如洗还欠了一屁股的烂帐。满清朝廷的那点积蓄早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被袁世凯以种种借口掏空了，各省的藩库存银则被革命党和立宪派的都督们支用干净。袁世凯上台之后，又向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比利时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总额高达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折合中国银元三亿多块。扣除前期给北洋政斧和南方各省的借款垫款，袁世凯只收到不足一千二百万英镑，折合银元一亿出头，但是到期却要连本钱带利息归还给洋人六千七百八十九万英镑的，折合银元就是七亿多元了！
洋鬼子趁火打击，普普通通的商业借款，利息竟然比庚子赔款还要苛刻！
柴东亮上台之后，各省都督们摄于江淮军的兵威，只能不情愿的将税收交给中央，但是收上来这笔钱也只是勉强能维持国家的正常开支，没有半点结余。清末十年新政的成果在辛亥革命之后已经荡然无存，柴东亮现在就靠着安徽、江西、江苏、湖北四个省份的税收来支撑中央财政，其他省份交来的税款几乎都又重新返回各省，用于当地救济灾民、司法改革、公共工程建设等急需的开支。不少穷省看出得了便宜，从中央返回的税收居然超过了他们缴纳的份额！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更棘手的事情是海关！
海关在洋人手里控制，进口税收是最低的百分之五，而且不收子口税，盐税也押给了洋人，这两样来钱最快的都不在中国政斧的掌控之中。但是吊诡的是，赫德、德璀琳等人把持的海关，却是清末最清廉的部门，每年扣除庚子赔款之外，还有大笔的关余缴纳给清政斧，成为清末税收中最肥的一块。如果要是海关还在清政斧手中控制的话，不赔钱就算不错了。千千万万的城狐社鼠，挖空了大清的基业，包括最著名的红顶商人盛宣怀在内，大部分官办企业哪怕是曰进斗金的垄断行业，他们都能赔钱。
这种水平令后世的两桶油，都要望尘莫及！
关税和盐税控制在洋人手中，对柴东亮来说就是最大的问题，尤其是关税不能自主，这对他的经济改革来说，是非常要命的。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就算是全国都实行了土改，能够平均分配到农民手中的土地也是极为有限，好年景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不可能有多少的积累。按照二十一世纪的说法，就是农民的剩余价值非常有限。解决问题的办法，无外乎是组建农业合作社，农民以土地入股，然后合作社向银行贷款购买农机具，提高土地的价值。但是，这样就会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人如果无所事事的话，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
柴东亮搞的企业大部分都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从赚钱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有利的，却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只有那些附加值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才能大量容纳农村多余劳动力。
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事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任何人当政，都必须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否则的话就等着天下大乱吧！
中国是个国民比较贫困，资源又相对贫乏的国家，外向型出口经济是必然之路。一旦关税被洋人把持，那么进口货就会相对便宜，而出口的物资则被要面对洋人的贸易壁垒，导致销路不畅。
目前，中国出口物资中，除了传统的瓷器、茶叶、桐油、猪鬃之外，就是江淮地区出产的三芯插座、粉磨设备、自行车、磺胺、青蒿素，以及上海光华造船厂的船舶。这些行业当然很赚钱，可是能够吸纳的工人却不多，而服装加工、布匹染织、卷烟、玩具、食品加工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却因为受限于关税的问题迟迟打不开国际市场。
奉天和蒙古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倒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要拜战争准备无限接近于零的俄国人所赐。奉天和蒙古本来就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真正劳动力大量富余的内地，却又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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